書寫歷史的轉折，有很多方法。有的直面時代，進行全景式的、文獻性的寫作；有的善用曲筆，以歷史背景的某一像素進行個人化開掘，借用小人物、小事件，對歷史變化進行散點狀的折射，最終綜合成為一個更為具體的時代形象。而近年來的一些影視作品更在后者的基礎上，引入不同的類型元素，增加了其敘事的傳奇色彩，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可觀賞性。近期播出的《新世界》采用的就是后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

《新世界》所表現的是1949年，北平城即將解放，創(chuàng)作者筆下的人物在舊時代即將過去，新時代即將來臨時的困惑、焦灼、疑問和選擇。全劇圍繞“插香”結義的三兄弟：黑白兩道大哥、監(jiān)獄長金海；眾人眼中的窩囊廢、保密局成員鐵林；人力車廠少東家、外四區(qū)警察徐天展開。而其重要的歷史背景，則是中共密派和談人員與守城的傅作義將軍見面，會談和平解放北平。但是該劇并沒有完全正面描寫“秘密會談”這一重大事件，而是將其作為具有包攏性的背景，細致的講述三兄弟及其周圍人物在“圍城”的22天里所發(fā)生的一系列“平民事件”。這些事件中的主干線索，則是血性十足、嫉惡如仇的青年警察徐天在心愛的姑娘被殺死后，不遺余力的追查兇手，其間遇到了密談任務未成、父親又遭殺害的中共黨員田丹。接觸中，田丹用在國外學習的心理學和刑偵知識幫助徐天分析兇手最終將其找到。而在這個過程中，徐天也幫她找到了殺死父親的特務，最終完成了“密談”的任務。

撥開北平和平解放這一重大背景，當迷霧被剝開后，我們發(fā)現，這其實是類型化色彩很濃的“推理劇”的結構方式。其中懸念的設置和解決，是圍繞著這兩起命案完成的，且貫穿全劇始終。但與一般的“推理劇”不同的是，《新世紀》并不是以賣弄懸念和意外效果為最終歸宿，而是利用這一結構方法下面，重點書寫中共黨員田丹對徐天的“感化”。這種感化，并不是變成空洞的說教，簡單的為徐天“設定”新的理想信念。其高明之處在于兩個人的接觸中，田丹利用自己的寬容、堅定和淵博的知識，一點點讓徐天了解了這個中共黨員，并對他產生了信賴和期望，從而對從未見過、卻被田丹經常提起的那個“新世界”產生了初步的認識和期望，從而從原來的走與留之間的困惑，從個人的愛恨情仇中開始期待新世界的到來，最終坦然的迎接新世界的到來。

表現田丹潛移默化的對徐天進行的影響和改造，使其內心產生了一個符合時代發(fā)展的“新世界”，才是電視劇《新世界》深層次的表達和創(chuàng)作初衷。

俄羅斯著名民間文藝學家弗·雅·普羅普曾經在分析民間故事形態(tài)時表示：“渡往另外一個王國，似乎是故事的軸心，也是故事的中間部分”“渡越的諸種形式處于融合、同化、互相轉化之中”。徐天正是在和田丹的接觸中，不自覺的完成了思想世界的“渡越”，完成了自己對新中國的思想認同。而作為幫助徐天完成這種“渡越”的田丹之所以能夠將一個血氣十足的青年轉變?yōu)橐粋€思想成熟的男人，是因為她的心中對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即將到來的新世界充滿著憧憬和信心。

在與父親田懷中坐著火車共赴北平時，她問父親：“爸爸，新世界是什么樣??？”田懷中回答到：“新世界擁抱我們的時候，會有些陌生，但它一定是溫暖的、可靠的，就像一臺充滿活力的機器。我們需要奔跑，才能跟上他的節(jié)奏。”這是這樣一種充滿理想主義的憧憬，而也正是這種理想主義給她帶來了隱忍這巨大悲痛而繼續(xù)完成使命的動力，才能使她堅定執(zhí)著的等待新的“密談人”，完成和平解放的會談任務。這種執(zhí)著精神，也在深深影響著本質上就有理想主義精神的青年徐天。

這種感染——認同——并行的構置方式，非常符合唐代文論家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含蓄》中追求的文貴含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即不通過田丹的豪言壯語強力轉變徐天，而是徐天在一系列動作中自發(fā)的、內在進行轉變和認同，完成人生的“渡越”。這種敘述方式，能夠真切的感染觀眾，并使他們信服于人物的轉變，信服于那種理想主義，信服于新世界中的那些人和未來那些事。

這樣的寫作方式，值得紅色題材影視劇作品學習和借鑒。